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最长、最完整的国家。中国人可根据历史来判断现实。唐代著名史官刘知几在《史通》中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也就是说，历史是用来记录功绩、纠正过失，分清善恶、辨别好坏的。那么这就要求做史官的人，必须做到秉笔直书，如实记录。

史官的历史要追溯到黄帝时期，沮诵、仓颉就是史官，他们那时负责造字。据说仓颉有四只眼睛，他通过眼睛观察到万物的形状，模拟出他们的声音、形状，创造出了象形字和形声字，通过一些事物表达意思，又创造了会意字。

《说文解字》上的解释：“史，记事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就是说：史，是记事，坚持公正直笔。所以对于史官的要求也就一目了然了，史官就是要如实地记录，不得偏私。不仅如此，古代还有一个规定，君王不许观看当朝史书。

唐太宗李世民在魏征死后曾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意思是人们把铜做成镜子，可以用来整理衣冠；将历史作为镜子，可以观察到朝代的兴衰更替；将人比做一面镜子，可以了解到自己行为的得失与对错。唐太宗还说，“魏徵没，朕亡一镜矣。”魏征死去，朕失去了一面绝好的镜子。从这句话我们看到，李世民是通过历史、人言，来知道自己行为上的过失。所以贞观二年，他还在门下省设立了两名起居郎。贞观十年，褚遂良做上了起居郎一职，专门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

在《史馆杂录上》记载了李世民和褚遂良之间有这么一段故事：一天，李世民很想看《起居注》，想知道自己在言行上有什么过失，从而可以改正。就问褚遂良：“卿知起居注，记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

褚遂良回答：“今之起居注，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检戒，庶乎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意思是，今天所设立的起居之职，就是古时的左右史官，皇帝的善举恶行统统要记录下来，以约束皇帝不违法。至于皇帝要亲自看起居注，这是没有先例的。

李世民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如果我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记下来吗？

褚遂良回答得很硬气，“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遵守道理不如遵守为官的职责，臣的职责就是记录君主的言行，无论君主有任何举动，臣都 是要记录的。

门侍郎刘洎说：“即使您下令让褚遂良不记录，天下的人也会记录的。”

李世民又问大臣房玄龄：“为什么君王不能看看国史？”

房玄龄说：“国史是善恶必记的，臣子因担心自己所记录的事会触犯了圣意，从而篡改历史，所以才规定君王不许看当朝史书。”

唐太宗是英明之君，他对褚遂良有拂龙意的回答不但没有计较。而且唐太宗在临终前，还将他委任为托孤辅政大臣之一。正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任用正直敢言的官员，才使“贞观之治”的形成有了必要的条件，并为唐代的开明政治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历史之所以能保存的如此完整，正是因为有一批公正撰写历史的史官。他们为了给后世留下一部真实的历史，付出了巨大代价，遭受了许多磨难和厄运，有不少史官丢掉了性命，还有象司马迁更遭受宫刑之辱。史官的巨大付出，才使我们这些后世子孙今天能看到古代的真实历史，能知晓圣贤的品德和小人的奸诈，才能明辨是非真假，才能看清几千年的朝代的更替和起落兴衰，才使中华民族智慧善良，生生不息。

然而当今的中国，不仅政权被西来的共产邪灵把持，中华民族的历史更是在半个多世纪里被中共肆意割裂和篡改。据一项对青少年有关中华文明历史知识的试卷调查，被试者平均得分仅有27.69分，及格的只占1.5％，今天中国的青少年历史知识竟匮乏得如此严重！其实还不是年轻人不想学，恰恰相反，被试者对历史有兴趣的占七成以上，认为历史重要的竟在九成以上！那么对历史知识的渴求与历史知识的贫乏怎么会形成这样大的落差呢？问题到底在哪里呢？这并非象人们说的“应试教育”之过。其实根本的原因正是统治者不想让百姓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不想让百姓承传中华民族的文化。因为继承了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历史的智慧的民众，是决不会容忍今天的当权者继续它们的统治的。因此，仅就这一点，聪明的你，在如今这个新旧朝代更替的大时代中，自当会做出自己明智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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